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4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6次会议、2013年4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5月2日

　　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对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二）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六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有毒、有害食品的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八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四）提供广告等宣传的。

　　第十五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第十八条 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对于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十九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二十一条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两高”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最高人民法院5月3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苗有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

　　记者：《解释》通篇体现了从严惩治的鲜明特点。请问，“两高”基于什么样的判断而作出如此规定？

　　裴显鼎：“治乱用重典”，《解释》通篇体现“严”和“厉”两个字，这是由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近年来人民法院收结案数节节攀升，食品安全形势严峻。这一点，新闻发言人已作了具体说明，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第二，危害严重，影响恶劣。近年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特别是有毒、有害食品引发的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引发亿万人民的强烈关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第三，作案方式不断翻新，犯罪手段更趋隐蔽。例如，犯罪分子由过去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转而采取技术手段从有毒有害物质中提取“食品”；针对食品的检测体系研制出检测“合格”的食品；利用互联网、快递等渠道进行销售规避监管等，给犯罪活动的及时发现和查处设置了重重障碍。

　　第四，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法律性质认定难度增大。比如食品滥用添加、非法添加问题，过去主要发生在食品加工、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现在则发生在食品、农产品生产、流通、贮存等各个环节；过去主要是在食品环节添加，现在发展到食品生产之前的食品原料、饲料环节添加。

　　第五，团伙性、链条性特征明显，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追究意识不断增强。与其他犯罪相比，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比例较高，犯罪分子往往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分工负责、责任明确，生产、运输、贮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互相配合又相对独立，跨地区作案明显增多，而且在犯罪活动过程中很少留下证据，给追查源头犯罪设置了重重障碍。

　　记者：请问，近年来，在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方面，人民法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裴显鼎：过去几年里，人民法院持续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主要工作情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过去三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在案多人少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合理调配审判力量，确保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顺利审结，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

　　二是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力度。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下发《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针对“地沟油”犯罪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对办理“地沟油”犯罪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一些大案要案挂牌督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方式，确保案件顺利审判。

　　三是针对实际问题深入调研。近年来出现的新类型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少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同时，面对《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发生的危害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也有个如何准确理解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有关规定的问题。为更好完成审判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专题座谈会、个别访谈、收集案例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调研。今天发布的这个《解释》，就是长期调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四是注重司法公开与法制宣传。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审判信息、庭审直播、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果，营造了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了刑事司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能。

　　记者：《解释》第一条明确了4种可以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情形。请问，《解释》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样的规定会不会导致刑事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本条还有一些概括性表述，是否会影响到实践操作？

　　苗有水：“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入罪条件。《解释》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目的是增进司法认定的实践可操作性。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打击面过宽的问题，《解释》作了两个方面限制：一是质的方面，严格控制在毒害和特定人群两个标准上；二是量的方面，提出了数量、程度上的要求。

至于概括性表述可能导致的实践操作问题，《解释》第二十一条作了程序性的补充规定，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

　　记者：《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请问《解释》为何要作如此规定？

　　苗有水：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仅要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实行行为，还要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帮助行为，做到除恶务尽。鉴于各种虚假广告对于不符合安全标准以及有毒、有害的保健食品等大肆泛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释》第十五条首次明确规定，即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知道广告中的食品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的食品，依法不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但明知广告内容虚假而作虚假宣传的，也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记者：《解释》对惩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有哪些规定？检察机关将采取哪些措施惩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韩耀元：目前，刑法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法网，除食品监管渎职罪外，还有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等。

　　《解释》第十六条专门规定了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第十六条共分三款。第一款是对法条竞合情况下，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其他具体渎职犯罪的，规定了择一重处罚的原则。第二款考虑到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结果犯，规定了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情况下，如构成其他具体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处罚。第三款明确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从一重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查办工作，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重点围绕从食品原料来源到生产、加工、贮运、分销、零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导致发生食品安全恶性事件。对于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要向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记者：《解释》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都有哪些考虑和规定？检察机关将如何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监督工作？

　　韩耀元：《解释》研究起草中，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本着加大打击力度、强化可操作性的考虑，作出了相关规定。例如，《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等等，都进一步明确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有利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将对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等情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监督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采用全媒体直播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

同时公布5起涉病死猪肉、瘦肉精、地沟油等的典型案例

 

　　2010年至2012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情况 

　　2012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同比增长情况

　　本报北京5月3日讯 （记者 张先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首次采用全媒体直播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见今日三版）有关情况，并公布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全文见今日二版）。

　　《解释》共计二十二条，自2013年5月4日起施行，主要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严惩处食品滥用添加行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依法严惩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禁止食品使用物质的行为，依法惩治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行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从严惩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适用刑罚，从严惩处单位犯罪等11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获悉，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判了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严惩了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201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1533件；生效判决人数达2088人。其中，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件分别为39件、55件、220件；生效判决人数分别为52人、101人、446人。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分别为80件、278件、861件；生效判决人数分别为110人、320人、1059人。此外，还对大量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行为分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及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进行了审判，有力打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

　　审判实践显示，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是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数量大幅攀升。近三年来，人民法院审结这类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2012年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同比增长分别为179.83%、224.62%；生效判决人数同比增长分别为159.88%、257.48%。二是重大、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犯罪分子顶风作案，例如相继出现的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解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编织了严密的刑事法网，对于进一步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围，将发挥重要作用。

　　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王长兵等生产、销售“假白酒”案，陈金顺等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范光非法销售“瘦肉精”案，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袁一、程江萍销售“地沟油”案等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苗有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采用全媒体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即时传递发布会的信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报道，人民网和最高人民法院网图文直播，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中国之声、人民法院报、豫法阳光、浦江天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微博实时播报。此举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编织严密刑事法网 强化预防惩治氛围

　　本报北京5月3日讯 （记者 张先明）为编织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围，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范光非法经营案（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袁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地沟油”案件）等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一）简要案情

 　　2002年，被告人王长兵开始用食用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甜蜜素等原料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牟利。2009年3月15日上午，王长兵安排其雇员覃长江、唐永锋驾车到宜都市“杨老板”（杨大连）处购买酒精。当日17时许，覃长江、唐永锋来到杨永兵经营的湖北省宜都市聚能日化经营部，以2100元/吨的价格购买工业酒精（甲醇）3.74吨，并于当晚将酒精运回王长兵的制酒作坊。王长兵查看过磅单和其他单据后发现所购酒精系工业酒精的价格，与食用酒精的价格相差悬殊，但未核实原因。当晚，王长兵指使被告人唐倩用此次购买的工业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香精等原料勾兑成6000余千克“白酒”。从次日起至同月25日止，王长兵及被告人覃长芬共销售该批“白酒”3448千克。当地众多居民饮用该“白酒”后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另查明，2004年以来，王长兵生产食用酒精勾兑的“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共计185万余元；覃长芬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86万余元；唐倩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79 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王长兵同时经营工业酒精燃料生意和勾兑白酒生意，对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的市场价格非常清楚。当其明知雇员以食用酒精一半的价格购回的酒精不可能为食用酒精的情况下，既未仔细询问雇员，也未向销售方核实，继续用购回的工业酒精勾兑生产“白酒”出售，导致了多人伤亡的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王长兵、覃长芬、唐倩使用自来水、食用酒精与少量自酿苞谷酒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同犯罪中，王长兵系主犯；覃长芬、唐倩均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唐倩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可酌情从轻处罚。王长兵主观上系间接故意，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长兵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8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覃长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唐倩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6万元。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陈开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购病死猪，并以每月人民币20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违法所得12万元。

　　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万余元，违法所得20万元。其间，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陈志辉押车、收账、运输。被告人周勇、吴鸿夫妻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等销售，销售金额达7万余元，违法所得1.5万余元；被告人周建成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达3万余元并转售；被告人孙沼然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排骨并转售，销售金额达7000余元，违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陈金顺租用的猪场中查获尚未销售的病死猪肉4060斤。经鉴定，送检样品含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顺曾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收购赃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2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金顺低价收购病死猪肉并转售；被告人陈开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被告人李游、陈志辉、张可明知陈金顺、陈开梅生产、销售的是国家禁止经营的病死猪肉，仍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择一重罪处断；被告人周建成、孙沼然等明知是病死猪肉仍购买，加工后销售或直接销售，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陈金顺、陈开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陈志辉、张可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陈金顺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陈开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简要案情

　　2009年以来，被告人范光为牟取暴利，从安徽省淮南市倪陆昀（另案处理）等人处多次购买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原粉，并在山东省梁山县等地将“瘦肉精”原粉与一定比例的石粉混合加工成袋装肉用动物饲料添加剂并销售。经层层转手，上述物品销售给牛羊养殖户，导致大量使用“瘦肉精”喂养的肉用牛羊流入各地市场。至2011年9月，被告人范光共购买“瘦肉精”原粉25千克勾兑后销售，销售金额达200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范光明知盐酸克仑特罗是国家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药品，为牟取暴利，用盐酸克仑特罗配制成饲料添加剂出售给养殖户，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考虑到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范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上海蒙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凯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公司工作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2010年9月起，蒙凯公司低价购入河南省桐柏县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落地级小苏打258.33吨、内蒙古旭月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40吨及生产设备，同时定制标有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小苏打编织袋5000只。将上述两种小苏打以8∶1的比例混合，并进行烘干、粉碎、包装后，分别销往浙江杭州、衢州等地，共计销售伪劣小苏打243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44.73万元。2011年5月24日，执法人员在生产现场查扣了成品3.35吨、原料27.7吨及生产设备。经鉴定，从案发现场扣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成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蒙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44.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瑞霞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蒙凯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李瑞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马文革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马民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柳立国（另案处理）经营的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油脂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仍向经营销售食用油的河南省郑州市庆丰粮油市场宏大粮油商行业主被告人袁一推销，多次为袁一和柳立国的交易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袁一明知上述情形，在程江萍介绍下，大量购入上述两公司非法加工的油脂，为此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300万余元。袁一将其中价值295万余元的油脂灌装后零售给周边的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摊业主，或者加价销往新乡市、三门峡市等地的食用油经销企业。其余价值5万元的油脂售往武陟县智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向被告人袁一推销，并居间介绍从中牟利；袁一明知程江萍推销的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大量购入，冒充食用油销售给餐饮经营者、食用油经营企业等，两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被告人还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将伪劣成品油销售给化工企业，销售金额达5万元，其行为又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两被告人犯数罪，依法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袁一系主犯；程江萍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袁一、程江萍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袁一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被告人程江萍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犯罪所得予以追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来源：2013年5月4日人民法院报第1、2、3版

　　针对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猖獗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共22条，点多面广，内容较为丰富，为便于实践理解和把握，现围绕《解释》规定，对《解释》起草时确立的相关原则精神阐释说明如下：

　　一、严密刑事法网，明确犯罪界限

　　针对各种新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存在顾虑和不同认识的客观实际，《解释》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较为突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梳理分类，并根据刑法规定分别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较为系统地解决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基本实现了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全面覆盖。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象全覆盖。除食品之外，影响食品安全的还有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鉴于实践中对于食品范围的理解以及食品添加剂等是否属于食品等存在不同看法，为统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释》区分不同对象分别明确了具体的定罪处理意见：一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基本罪名的对象不仅包括加工食品，还包括食品原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等，以后者为犯罪对象的同样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包括餐具等食品相关产品不属于食品，以这类产品为犯罪对象的，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链条全覆盖。如果说前述有关犯罪对象的规定解决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横向延伸问题，那么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的法律适用规定解决的则是该类犯罪的纵向延伸问题。鉴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长、环节多等特点，为有效打击源头犯罪和其他食品相关产品犯罪，《解释》作了以下两方面的规定：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流通、贮存环节的滥用添加和非法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明确加工、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中的添加行为均属生产、销售食品行为；二是明确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禁止食品使用物质的行为，包括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等，均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应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犯罪全覆盖。如前述所提及的，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基本罪名之外，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犯罪。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发挥刑事打击合力作用，《解释》对各种危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定罪意见以及罪与罪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一是针对食品违法添加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食品滥用添加行为将区分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分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一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二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所谓的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是为堵截病死、毒死、死因不明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的通道，明确私设生猪屠宰厂（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四是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帮助行为，扫除滋生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环境条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五是鉴于食品安全犯罪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定罪处罚意见予以了明确。

　　二、依法从严从重，确保打击效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明显的常业犯、团伙犯特征，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屡教不改，在受到处罚后又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一些社会人员受非法利益驱使竞相加入。为有力震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解释》通篇贯彻了依法从严从重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细化量刑标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有多个量刑档次，两罪的法定刑分别高达无期徒刑和死刑。由于刑法规定的各种加重后果及其他加重情节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在一些案件的处罚上存有顾虑，为稳妥起见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为防止重罪轻处，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犯罪，《解释》花了较大篇幅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一一予以了明确。

　　第二，明确罪名适用原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常常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存在大量犯罪竞合的罪名选择适用问题。为体现依法从重惩处的精神，防止重罪以轻罪处理、有罪按无罪处理，限制食品安全犯罪以非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处理，确保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解释》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鉴于《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罪名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等规定，且该两罪的法定刑规定通常要重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只有在同时构成其他处罚较重的犯罪，或者不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但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为依法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不给案外因素干扰留下法律空间，明确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得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应当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第三，提高罚金判罚标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贪利性犯罪。有效阻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加大犯罪成本，不让犯罪分子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便宜；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剥夺其再次犯罪的动机和条件。为此，《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远高于其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罚金标准，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判处罚金，且上不封顶。

　　第四，严格掌握缓、免刑适用。为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接受必要的教育改造，预防其再次犯罪，确保刑罚执行效果，《解释》强调，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符合刑法规定条件确有必要适用缓刑的，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五，严惩单位犯罪。单位实施的食品安全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体现从严打击的政策精神，同时考虑到食品企业中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解释》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依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三、强化司法认定，方便实践操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业性强，行政法律法规依赖度高，证据事实认定难，为便于实践认定，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实现行业鉴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解释》根据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特点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的一些事实要件或者从实体上或者从程序上进行了技术处理，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换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入罪门槛的认定思路。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首先需要满足“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法定危险要件，而作为主要定案证据的检验报告通常仅就送检食品是否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物质及其理化数值发表意见，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存在明显的断裂。为解决这一司法认定难题，《解释》基于现有证据条件，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将一个原本属于个案认定的问题置换为一个规则认定问题，明确只要具有所列情形之一，比如“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即可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从而有效实现了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对接。

　　第二，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法定化。“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是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对象要件。受检材，检验标准、技术、方法，以及现有知识等客观条件限制，实践中对于“有毒、有害”物质的查证极其困难。考虑到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基于非法添加物质具有的严重毒害性对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解释》明确，凡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可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物质，而无需另做鉴定。当前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陆续公布了各类禁用物质名单，何谓禁用物质一目了然，《解释》的这一规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提供了极为便捷的认定路径。

　　第三，确立人身危害后果的多元认定标准。以往司法实践仅从轻伤、重伤的角度对“人身危害后果”这一加重结果要件进行理解和认定，存在标准单一、与相关鉴定意见不能直接对应等局限。为全面反映危害后果，提高办案效率，《解释》结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特点，从伤害、残疾程度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等多方面规定了人身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

　　第四，明确相关事实的认定程序。尽管《解释》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和“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予以了类型化和法定化，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在具体个案作进一步认定的问题，比如，《解释》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情形当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禁用物质之外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为此，《解释》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该规定具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明确检验报告的证据地位，消除了检验报告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各种争议；二是要求司法机关应当综合案件证据材料自行裁量，强调了司法机关在事实认定当中的主体职能作用；三是在借鉴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引入辅助专家证人制度，增强了司法认定的客观可信度。（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2013年5月15日《人民法院报》6版